大师，往往指那些造诣深厚，享有极高声誉的专家、学者，他们在某一个或者多个领域拥有别人无法估量的理论知识或者应用实践。民国的时候，提到大师，会想到陈寅恪，梁启超，王国维等等国学大师。而当下眉头紧皱，也想不出谁可堪称大师？唯一想到的反而是让人哑然失笑的茅台酒院士。可见，这是一个大师匮乏的时代，培养出自己的大师并不容易。

高校有一样非常拿手的治理体系，就是从上到下的开会。一年到头不知要开多少会，有事开会，没事找个理由也要开会，所谓“税多，会多”确实不是无的放矢。税多的真伪无从验证，但会多是千真万确的。

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其实对科技界人才培养相当重视。也一直想要在国内孵化造就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顶尖科技人才，培养出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

科学研究和科技应用上被国外卡脖子即使现在也很猖獗，比如国防七子高校被美国制裁事件。有分析认为，培养一个大师，至少二三十年时间，更关键的是培养大师的土壤。

从国人荣获诺贝尔奖的数字就知道大师是否容易培养了。杨振宁李政道那一辈，所有得奖的国人，是美国教育出来的，其实跟国内的学术环境没有关系。直到近年，才有一个屠呦呦。屠呦呦发明了中成药抗疟药青蒿素，但中药只有在国内才能产生。所以这个研究的贡献主要并不在学术上，而是在社会效益上。她的研究并不像杨振宁李政道他们那样，有广泛应用的余地。屠呦呦是伟大的科学家，应该够的上“大师”的称号。

其实一个国家和社会能不能培养出大师，能不能接二连三的培养出大师，关键在于教育和学术制度，这是教育与学术环境的充分自由。是尊重客观规律还是尊重主观意志、是尊重知识，还是尊重上级长官；是尊重教育质量，还是尊重政治立场要求；是尊重学术自由，还是尊重统一规定？一连串的尊重的倾向性选择就决定了能不能培养出大师来。如果后者居多，那真的太难太难了。

高校里，校一级领导因为有行政级别可能更多的在搞政治，而系一级的领导都在找前途，教授们大多都在拉项目顺便使用廉价的学生劳动力。校长书记们用十分之五的时间在抓政治学习，十分之四时间在搞内外关系，那还能剩多少时间放在学术研究工作上？

教育与科研都不是吹口气就可以一蹴而就的，要长时间浸淫，一代代积累，打好基础，普及然后才能提高，心里吃不了热豆腐。英美各国都用了一两百年时间在学术研究上，各学科都有坚实的基础，在原有基础上提高，是知识积累的结果。没有雄厚的基础，所谓教育和科研，都是沙上之塔，镜花水月，自我陶醉罢了。

近年来，整个社会热衷于走捷径沿弯道超车，而不是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学术上能学的就学，能买的就买，能转移落地过来的就想着转移落地，都想一口饭吃成个胖子，而从来没有自己的创造。在科技进步一日千里的近40年，你能想出哪个伟大发明来自中国吗？

因为贪多求快，却没有真正下功夫，贪图省事，复制别人的科研成果，改头换面即使可以变成自己的，也只会拥有一时之利，永远无法站在科技前沿。而实际上，没有打好学术基础，拿来主义横行，造成的后果往往是假冒伪劣成行成市，天花乱坠满天星斗，这如何生产出领学术风骚的大师呐？

去年来，西方各国都提高了警觉，金睛火眼盯紧我们的学者和学生，尖端科技再不会被国人接近。而海外对吸收国内的留学生也都变得兴趣乏乏，美国今年夏季的中国留学生数量大跌，此后正常学术交流的路径也未能畅通。中外学术交流滞停，要提高自己的教育和学术水平，没有了借鉴更是难上加难。

随着社会消费低迷，大学生就业情况不甚乐观，找到对口的专业工作机会更是难上加难。清华硕士生要去做家庭管家，本科生硕士生留学生，纷纷低就去做外卖小哥，很多名校毕业生应征城市街道委员会的行政工作……大量年轻人时兴“躺平”哲学，年轻人们对前途意兴阑珊，如何会有兴趣和意志去从事学术研究？

在外遭遇了科研封锁，在内基础薄弱政治立场先行，要培养自己的大师，真是太难太难了。

其他的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开会是真的培养不出大师，而大师也不需要开会。